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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所安丨杜甫: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

作者: 丞相 发布时间: 2020年05月03日 14:51:59

宇文所安 三联学术通讯
杜甫被公认为文体和诗歌语言大师,但他的精湛造诣并非简单的特征说明所能概括。寻找通俗诗人的批评家们指出了他的诗中一些看起来是口语的语言(洪业甚至认为这种通俗语言的倾向使他进士落第)。寻找学者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古语和对诗歌成语的模仿。寻找唯美诗人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圆美精致的语词。寻找语言试验者的批评家们指出了异常句法和新奇语义的段落。所有这些成分都存在于杜甫的诗中,都超出了八世纪中叶习用的诗歌语言,但没有一种能够界定文体家杜甫。
——宇文所安

宇文所安丨杜甫: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

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哈佛大学詹姆斯·布莱恩特·柯南德荣休教授。著作包括《初唐诗》《盛唐诗》《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追忆》《迷楼》《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国“中世纪”的终结》《中国早期古典诗歌的生成》《晚唐》《只是一首歌:中国11至12世纪初期的词》以及《杜甫全集》英文注译等。

宇文所安丨杜甫: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

杜 甫
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诗人
(选自宇文所安《盛唐诗》第十一章)
标题为编者加
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元稹《杜甫墓系铭》
杜甫是最伟大的中国诗人。他的伟大基于一千多年来读者的一致公认,以及中国和西方文学标准的罕见巧合。在中国诗歌传统中,杜甫几乎超越了评判,因为正像莎士比亚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他的文学成就本身已成为文学标准的历史构成的一个重要部分。杜甫的伟大特质在于超出了文学史的有限范围。
在九世纪初,元稹已经看出杜甫天才的基本特征,即丰富多彩,涵括万象。杜甫吸收同化了前此的一切,并通过这样做决定性地改变了自己的根源。杜甫作品的丰富多样成为一个泉源,后代诗人从中汲取各不相同的方面,从各相矛盾的方向发展了它们。实际上,杜甫研究中有一个陈套,即列举后代某一位名诗人从杜甫作品的某一方面发展出了自己的风格。每一时代都从杜诗中发现他们所要寻找的东西:文体创造的无比精熟,特定时代的真实个人“历史”,创造性想像的自由实践,及揭露社会不平的道德家声音。杜甫诗歌作品的影响一直到他卒后几十年才产生,但他的杰出地位一旦确立,他就成为中国诗歌的顶点人物,没有一位后代诗人能够完全忽略他。
由于杜甫在诗歌的未来发展中扮演了构成的角色,说他处于“时代之前”恐怕是不恰当的。然而,在杜甫的时代,诗人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无区别的诗歌特性,以对抗题材传统有力的离心影响,而杜甫却体现出多样化的才赋和个性。杜甫是律诗的文体大师,社会批评的诗人,自我表现的诗人,幽默随便的智者,帝国秩序的颂扬者,日常生活的诗人,及虚幻想像的诗人。他比同时代任何诗人更自由地运用了口语和日常表达;他最大胆地试用了稠密修饰的诗歌语言;他是最博学的诗人,大量运用深奥的典故成语,并感受到语言的历史性。文学史的功用之一是指出诗人的特性,但杜甫的诗歌拒绝了这种评价,他的作品只有一个方面可以从整体强调而不致被曲解,这就是它的复杂多样。

宇文所安丨杜甫:书写永久、秩序与文明的中国

宇文所安翻译的《杜甫诗》
复杂多样不仅表现在杜甫的全部诗篇,而且表现在单篇的诗作,他在诗中迅速地转换风格和主题,把属于几个范围的问题和体验结合起来表现。从这种“转换风格”中产生出新的美学标准,最后取代了统一情调、景象、时间及体验的旧关注。在较深刻的文字层次上,复杂多样体现为模糊多义的句法和所指,以及极端矛盾复杂的旨意。
有关杜甫的传统评价中,特别是唐代作家的评价,宇宙和造化的用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些联系不仅说明了一种与自然的生成力量类似的诗歌,而且指出一种超越特定表现形式的统一诗歌性质。这同样是对杜甫作品复杂多样的认识,还可以用来部分地解释传统上在阅读杜甫作品方面的强烈传记兴趣:能够统一这种复杂多样的诗人不能以任何简单的、缩小的类型来界定,如隐逸诗人,复古诗人,或“悲哀”诗人。统一的诗人只能是历史的人,创作诗篇的人。
文学史所关注的惯例、标准及其在时间发展中的转变,对于理解杜甫诗歌的作用很有限。在较早的唐诗中,惯例是基本的问题,它在暗中引导着创作。一首诗是艺术材料共同体中或多或少带有个性特点的作品。惯例的生成力量十分巨大,以致在小诗人那里,诗歌实际上是“自动合成”。对于王维一类大诗人,惯例是诗人可以用来产生个性的“语言”,诗人可以使用惯例,也可以避免它,或把它改造成某种个人的东西,但诗歌惯例始终是赋予所有变体意义的重要标准。甚至连极端个性化的诗人李白,也有通过嘲笑惯例,通过要求否定某些事物的对抗态度,才获得独立。
杜甫也从惯例中解放了出来,但却是一种不同的、较深刻的变化。有关杜甫的一个批评滥调是“无一字无来处”,但对于杜甫的运用传统,这一滥调不仅在表面层次上是错误的,在较深层次上也是错误的。杜甫对较早文学的掌握远远超过在他之前的任何诗人,但他真正地“运用”了传统,充分体现了运用一词的控制和掌握涵义。传统文学和惯例极少支配他的创作。必须仔细检查杜诗,才能寻找熟悉的唐诗结构,而即使找到此类结构,也会发现它们在诗歌的整体结构上作用甚小。例如,攀登山峰是觉悟过程的相应模仿,这是一个古老的主题,已经产生过千百首诗篇。王维在《登辨觉寺》中,用这一主题写出了优美的、高度个性化的作品。可是,结构和主题的惯例仍是构成这首诗的原始材料,就像其他同类诗作,“觉悟”是诗中的真正目标。在杜甫最早的诗作之一《望岳》中,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惯例;但此处惯例模式是隐蔽的,而且其作用也是从属的,诗中真正的艺术和理性关注在于别处(见后)。阅读杜甫作品时,辨别诗人如何使用较早的特定字句和风格是一个基本的工作,但巨大的、变化不停的诗歌惯例整体,对于理解杜诗既不足够,也不重要。
考虑到杜甫诗歌的数量(大约一千五百首诗),以及加在它上面的价值,它与历史事件的密切联系,千百年来学者们竭尽心力追寻杜甫的生活细节,精确地为他的作品系年,是十分自然的事。许多困难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其他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曾经被热烈地讨论。我无意于此处为历史问题加上什么新东西;而且,我将经常离开许多明确的、但并不可靠的结论,这些结论都是根据感觉的推论和渊博的学识得出的【1】。对于文学史,传记只是一种构架,通常不要求精确的日期。但在阅读单篇作品时,有关事件的精确历史背景可能较为有用。
杜甫的许多诗篇无需涉及传记或历史背景就能读懂,但也有同等数量的诗是对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反应,其契合程度远远超过大多数同时代诗人的作品。这种与政治历史的契合,特别是与安禄山叛乱中事件的契合,使杜甫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对于杜甫卷入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程度的估计,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无关的或不清楚的历史背景必须排除,但在其他一些诗篇中,当时的政治问题在表面的事物和通过这些事物而增加的意义之间,起了重要作用,而在古代读者理解杜诗的方式上甚至更重要。政治和传记背景扩充了许多作品的范围,这些作品被看成是特定个人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言论。
杜甫出自京城地区杜陵的一个古老而有名望的家族,这一家族与洛阳地区似乎也有关系。杜甫是第一位家族根基在京城地区的唐代诗人,王昌龄可能是例外,他似乎出自太原王氏的一个分支,这一分支也落根于京城。杜甫对帝国的持久关注,很可能由于其家族与京城地区的联系而加强,因为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帝国对地方隶属的绝对统摄。那些产生过王维一类诗人的大家族,虽与王室有密切联系,但对帝国本身的观念却较淡薄。
在杜甫之前,杜氏家族在唐代出现的最杰出人物是杜审言,他是杜甫的祖父,武后和中宗朝的宫廷诗人。可是,作为一个家族,杜家缺乏社会声望和权势。与许多到长安碰运气的地方人物不同,杜甫与大世族的成员并不缺少联系,但他与他们的联系却是高度从属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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